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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书生报国”郑振铎
发布时间:2017-08-25 17:35 来源: 福州新闻网 浏览次数:{{ pvCount }}

“书生报国”郑振铎:生如夏花的一代才华 以文化传人为己任

    【人物名片】

    郑振铎(1898-1958),出生于浙江温州,祖籍福州长乐,别名西谛、郭源新等。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学习,参加“五四运动”并开始发表作品。1920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,创办《文学周刊》与《小说月报》,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。曾任北京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上海暨南大学教授,《世界文库》主编。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,组织复社,出版《鲁迅全集》,主编《民主周刊》。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、国家文物局局长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、文学研究所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。1958年10月17日,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,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,年仅60岁。

    郑振铎

    在单一的文化领域,郑振铎不一定是位列其首的人,但像他那样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而在各个方面成果斐然者,在现代中国恐怕不多见。

    他对新旧文化都有相当的建树,集作家、翻译家、编辑出版家、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、文学史家、版画史家等诸多身份于一身,堪称二十世纪的文化大家。

    他是《国际歌》的首批译者,他帮助过郁达夫、老舍、巴金、庐隐、许地山等人走上文学道路。他提携青年才俊,与鲁迅并列,时有“南迅北铎”的美誉。

    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、开拓者之一。他和沈雁冰、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,“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,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,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。”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。

    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。嗜书如命的他耗尽心血,一生为国家抢救、收藏图书,常把“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”这句话挂在嘴边。不幸罹难后,家人将他搜集到的10万册藏书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,完成“书生报国”的宏愿。

    他以文化传人为己任,以学者名扬世间。作为文学史家,他用务实和创新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,他的《文学的统一观》《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》是现代新型比较文学和文学遗产研究的奠基之作。

    他早逝了,正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,这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不幸,也是世界文化的不幸。当然,他以其淳厚的人品、渊博的学识和坚忍的劳作,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,这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、世界文化的幸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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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24年泰戈尔访华,与徐志摩(右四)、张君劢(右三)、郑振铎(右二)等欢迎者合影。

    恋祖爱乡 撰稿编书特意署上“长乐”两字

    郑振铎青少年时就追求新思想、新文化。“五四”运动为中国现代革命史打开血与火的第一页,正值青年的他满怀爱国激情,参与援救被捕学生等活动,他在第一首新诗《我是少年》中就大声呐喊:“我有思想如泉”,“我有牺牲精神”。

    在探索改造旧中国的道路上,他和早期中共的领导人李大钊、陈独秀、周恩来、瞿秋白等有着较密切的联系。他在和瞿秋白等人共同创办的《新社会》旬刊之《发刊词》中声明:“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(民主)的社会——自由平等、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。”

    抗日战争时期,民族兴亡,匹夫有责,振铎先生以一介书生,坚守在上海这个“孤岛”,积极抢救珍贵古籍、民族文献。他全力协助鲁迅编辑出版瞿秋白遗著《海上述林》,其后还组织出版了《鲁迅全集》《西行漫记》《列宁选集》《联共党史》等,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,艰难地做着自己不懈的努力。

    著名文史学家、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的宋云彬在《红尘冷眼》中,真实记录下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,涉及到300余位现代名人,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。在一首诗里,他写道:“长乐平生风谊重,甘抛心力作调人”。

    这里的“长乐”,是朋友们对郑振铎的代称,因为恋祖爱乡的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来自福州长乐,有时撰稿编书,还特意署上“长乐”两字,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《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》。他经常使用的两枚印章,分别是“长乐西谛”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”,以致于朋友们对长乐印象深刻。

    在他和爱人高君箴婚礼上,瞿秋白送的礼物是两方印章,分别刻有边款“长”“乐”各一字。这真是巧意双关,祝福两个长乐人白首偕老,百年长乐。

    “长乐平生风谊重”一句,是对郑振铎人品的高度赞美;“甘抛心力作调人”,是说郑振铎花费了很多心力,在文人之间做居中调谐工作。郑振铎在整整奋斗了四十年的中国文坛上,以宽广无私的心胸和公正光明的人格魅力,一直是一个团结的因素。

    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郑振铎到燕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,兼清华大学教授。他与鲁迅、茅盾等人发起、创办大型期刊《文学》杂志,不久又在北平与章靳以创办《文学季刊》,还在北平和上海参与创刊、编辑了《太白》半月刊、《水星》月刊。这四个刊物是三十年代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。当时,北平与上海、学院与文坛,有一道无形的鸿沟,而郑振铎成为了两者间的一座桥梁,他分别参与南北这几个刊物的编辑活动,无形中联结、集聚了南北作家。

    1936年9月,由郑振铎和茅盾起草,鲁迅与郭沫若、茅盾、郑振铎、叶圣陶、王统照、夏丐尊、冰心、巴金、丰子恺、洪深、张天翼、林语堂、周瘦鹃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了《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》,这是鲁迅一生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,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。

    夏衍在几十年后回顾此事时说:“这个宣言是文艺界第一个大联合、大团结的文件,在现代文学史上,应该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。郑振铎在坚持联合、反对分裂这个问题上,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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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《飞鸟集》

    翻译《飞鸟集》 与泰戈尔共同演绎“灵魂交响乐”

    早在上世纪初叶,泰戈尔的诗歌就传入了我国,陈独秀和刘半农都曾译过,但因数量较少,所以在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。直到1920年代初,郑振铎翻译的《飞鸟集》问世,泰戈尔的名字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。

    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.

    这是泰戈尔《飞鸟集》中第82首小诗,郑振铎将它翻译为:“使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

    诗文恬静而蕴含哲理,意味着一切都平静自然地进行,优美而含蓄地表达出了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

    《飞鸟集》是泰戈尔的代表之作,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,有300多首清丽的小诗,短小隽永,饱含哲理。泰戈尔之所以把诗集命名为《飞鸟集》,意在把自己比作寻求理想境界的“永恒的旅客”,这些诗句记录的则是他心灵的旅程。

    当时的翻译界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,从《飞鸟集》的翻译来看,郑振铎是倾向直译的,他认为最好是“一面极力不失原意,一面要译文流畅”,然而他又反对“死的,绝对的直译”,认为这样的直译是“不可能而且不是必需”的,郑振铎在文章中说:“泰戈尔的这些短诗看来并不难译,但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,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,或尖锐的讽刺语,要译得恰如其意,是不大容易的。”

    郑振铎将冰心引到了泰戈尔的身边,读了《飞鸟集》,冰心说:“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,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,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,三言两语写下来。”于是,便有了她的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。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,无疑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。

    诗人和译者,有着同样豁达而平和的人生态度。他们以《飞鸟集》为曲目,以各自的语言为乐器,穿越时空, 给世人共同演绎了一曲深沉而炽热、博大而宏远的“灵魂交响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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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郑振铎

    创作近千万字著作 郭沫若赞誉其为“一代才华”

    一个人到底能做多少事情?这是人们经常面对郑振铎不得不发出的疑问。他是精力充沛、热情洋溢的人,他的学问好像要满溢出来似的,以学术领域来划分,根本圈不住他。

    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,郑振铎做了大量开拓创新而又繁杂具体的工作,正如他在《求书日录》中所说的那样:“使民族文化历千古而不灭失,此担挑在肩上,一息尚存,决不放下。”他在任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主编时,开辟了我国现代报刊史上第一个儿童文学专栏:《儿童文学》。

    他是进步的翻译家,为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孜孜不倦地辛劳耕耘。他最早把列宁的《俄罗斯之政党》《对于战争之解释》译成中文,刊在《新社会》上,他和鲁迅先后翻译介绍俄国作家阿志巴绥夫的《工人绥惠略夫》和《赛宁》给中国社会,他还是最早从俄文翻译《国际歌》歌词为中文的人。

    郑振铎和鲁迅又是最早致力于中国古代版画的研究者,他们为抢救木刻版画精品,曾合作收集和出版了《北平笺谱》《十竹斋笺谱》。郑振铎还以独到的眼光和非凡的毅力收集并出版了《中国版画史图录》。他在复旦、燕京、清华等大学教书育人,诲人不倦,关爱青年,有口皆碑,当代大学者季羡林说他“对青年人的爱护,除了鲁迅先生外,恐怕并世无二”,时有“南迅北铎”之誉。

    为了研究敦煌“变文”等我国古代讲唱文学史料,他到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查阅被劫走的我国敦煌经卷。要看我们自己的资料,却要在人家的博物馆里看,人家还规定只准看,不准抄,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,就要受欺负的一个历史写照。无可奈何,他就只好看一段,背一段,然后走出来默写一段。一个人忙不过来,就请老舍、朱光潜帮忙一起看、背、默写。他的《中国俗文学史》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在当时学术界都是扛鼎之作。

    他义无反顾、全力以赴投入编印被吴晗称为“取精用宏”之“空前巨著”的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》,积数十年的搜藏,汇集历代生活图录及实物拓片,精选复制,从石器时代的石器、陶器,到铜器、甲骨,周、秦文化遗物,北魏造像,正仓唐器,敦煌遗书,宋元书影,名画以及工艺美术,名人画像墨迹……凡可以代表各时代生活文化特征的都辑入,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一页。

    作为文学史家,他用务实和创新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,他的《文学的统一观》《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》是现代新型比较文学和文学遗产研究的奠基之作。

    解放后,郑振铎成为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。作为学者型官员,他主持制订的《古文化遗址及古墓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》《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》等开新中国文化文物管理规范之先河。他创办的《文物》《考古》至今仍是我国最权威的文物考古专业刊物。

    这个全能型文化巨匠,一生研读不倦,著作等身。他结集出版的著译有55种,主编和参与编辑出版的杂志、报纸有37种,图籍14种,丛书22套,编校、影印的中外著作40余种,创作近千万字著作。郭沫若赞誉郑振铎为“一代才华”。

    《劫中得书记》是郑振铎在抗战“孤岛”时期,蛰居上海,为使大批珍贵文献和古籍典章免遭流失异域的厄运,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的真实记录。在《新序》中,郑振铎描绘自己访书的乐趣:“夕阳将下,微飔吹衣,访得久觅方得之书,挟之而归,是人生一乐也!”

    他遇空难后,家中十万册藏书都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。而他节衣缩食、甚至举债抢救收购的价值连城的古代陶俑、瓷器等文物,早在1952年就已献给了故宫博物院。至此,一个“书生报国”的宏愿,画上了光辉圆满的句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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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郑振铎

    【各方评说】

    唐弢(藏书家):西谛写过诗,写过散文,写过小说。在这方面似乎很难说他有多少超越同辈人的地方,然而谈中国现代文学而不涉及西谛,却是一件难以设想的事情。

    胡愈之(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,全国人大副委员长):他是一个多面手,不论在诗歌、戏曲、散文、美术、考古、历史方面,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, 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, 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。

    周予同(中国经学史专家):振铎兄治学的范围是辽广的,也是多变的。他从五四运动前后起,由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而翻译东欧文学,而创作小说,抒写杂文,而整理中国古典文学,而探究中国古代文物。概括地说,他的学术范围包括文学、史学和考古学,而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为他毕生精力所在。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,好像溢满出来似的,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。他只要对这一门学问感到兴趣,便开始阅读原著,大量收集资料,从目录版本的路线钻进去、推开去;兴之所至,便下笔写文,每每万言不休。有些个别朋友或嘲笑他有书痴,他也笑而不辩。

    周汝昌(红学大师):郑振铎的伟大,在于研究范围和气魄、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,他就是一座高山,一般小儒难望其项背。

    【代表作品】

    专著《文学大纲》《俄国文学史略》《中国文学论集》《中国俗文学史》《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》《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》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》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》

    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《中国版画史图录》;小说《家庭的故事》《取火者的逮捕》《桂公塘》《佝偻集》《欧行日记》《短剑集》《困学集》《海燕》《民族文话》《蛰居散记》;译著《沙宁》《血痕》《灰色马》《飞鸟集》《新月集》《印度寓言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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